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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泓峰:难忘的小学到高中青涩岁月

【发布者 : admin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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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Time : 2024 / 05 / 16】
世事无常,天道有常。少年时代的我,是陪同父亲游街的“地主崽子”,是不能加入红小兵等组织的“局外人”,是被个别贫下中农冷眼嘲讽的“异类”,是因丧父而高考落榜回乡种地的“苦命人”。然而,正义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无私帮助却成就了我的人生,成为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和拼搏动力。如今,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、憎恨、挫折、温暖,已化作思念和乡愁,在我灵魂深处不断激荡。愿此文能与依然奋勇向前的灵魂产生共鸣。


    朝阳小学:我的酸楚与成长基石

1963年,我生于山东平度一个父亲是地主、母亲是中农的家庭。1966年,全家迁至长白山下的抚松县朝阳村,这里主要是山东胶东半岛的移民,儒家文化深厚,村民和睦。因父亲擅长裁缝、演戏、写书信且乐于助人,一家人过得很幸福。

然而,“文化大革命”打破了这份宁静。作为村里唯一的地主家庭,父亲三兄弟及幼小的我和妹妹、弟弟不得不承受戴帽游街、接受批斗的“光荣”使命。其实,多数多少贫下中农不愿参与这些“时尚”的活动,但父亲母亲却以理解和宽容之心面对。

1971年秋季,我进入始建于1938年朝阳小学读书,学校为完全小学,占地3亩左右,有5间土垒教室和1间教师室。时任校长是张振生,有黄公瑞、曹树春、孙凤荣、鲁福田4名教师,近百名学生。我们班有张金凤、张秋香、唐风荣、邸山河等20余名同学,到四年级时辍学一年的岳世梅加入了我们班,成为班里的活跃分子,班主任是黄公瑞老师,一直将我们带到五年级。1986年,学校搬迁村西头新建280平米的砖瓦校舍。值得一提的是,张玉柱老师从1978年到2002年担任24年朝阳小学校长,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,在全体村民的支持下,朝阳小学实现了乡村标准化建设。88年被评为通化市乡村标准化校园,连续四年获全镇14所村小学第一名、两年获得第二名,一直名列万良镇前茅。后于2005年停办,这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遗憾。

由于我“地主崽子”的特殊身份,老师和同学们需要与我保持一定距离,但更多的是理解与友情,鼓励我好好学习。在那个红色浪潮涌动的年代,能加入红小兵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,我和后来上学的妹妹却被排除在外。记得有一次,比我大一岁的张金风同学,放学后偷偷地将红领巾递给我,让我感受下这份荣耀,当我回到家里戴上时,却遭到了母亲的严厉责罚。

在那个年代,同学们经常在放学后,被安排到田间地头、村民家中宣传毛主席语录,而我却不能参与。偶尔,有心的同学会偷偷带上我,但也只能站在角落,默默地看着他们激情高昂地朗诵着宣传口号。面对这一切,在父母的安抚和教育下,我并未心生怨恨,反而坚定了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决心。

记得在小学四年级时,我在中心校运动会的1500米长跑比赛中,尽管落后很多,但咬紧牙关坚持到了最后,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,这成为我生中一个难忘的经历,至今时常浮现在眼前。五年的小学生活,我成为最刻苦、最坚韧、最受呵护的学生之一。

1980年,我遭遇父亲意外离世的沉重打击,以两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,无奈选择返乡务农。在那段凄苦的日子里,家境困顿、人情冷漠,曾经的理想与抱负一度被现实的残酷所击垮,陷入了深深的萎靡之中。1982年春天,学校急需一名临时代课老师,我作为村里唯一高中生(岳世梅以到乡里工作)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但我“地主崽子”身份遭到部分村民的反对,时任校长张玉柱力排众议,安排我担任代课老师。正是这份信任与支持,让我重振信心,有了复习的机会和环境,并在万良乡业教助理柴宝贵的支持下,82年考入了柳河农校,成为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“大学生”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和爱人一起回村里向张老师表示感激之情,张老师平静地说:我只做了应该做和对得起良心的事情,主要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,我为有你这个学生和同事感到自豪。听到这话,我饱含眼泪,不自主地陷入思考:为什么现在社会越发展,人类越自私贪婪,好大喜功?道德必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后退吗?

诗人艾青写道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如今,已逾天命之年的我,回顾在朝阳小学的岁月,总是不自主地流下眼泪。当年老师和同学们的无私正义帮助,是我今天能够有所成就的重要基石。感谢朝阳小学,感谢老师和同学,感谢那些年的每一天。 

     向阳而行:初中的欢乐与收获

1976年秋季,我和朝阳小学的岳世梅、张金凤、刘风海、丰国学、唐风成、唐风蓉,邸山河、佟成力、蒋美琴、刘翠红等毕业生,怀揣着青春的梦想和无尽的期待,踏上了10公里外万良中学。万良中学坐落在乡政府东北侧,静静依偎在河流对岸的山脚下,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,守护着我们这群即将步入青春年华的学子。


学校占地面积约三十亩,由三栋简单的土砖瓦教室、一栋办公室以及两栋宿舍组成。这是我首次踏入这个“繁华”的校园,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有趣。学校有近千名学子,校长是张积水。初中一年级共有八个班,300多名学生,我被分配到了“六四班”,班长是王毅夫。我和邸山河、管仁斋、王瑞春、孙石山等十几名同学被安排在一个宿舍。在这里,我似乎远离“地主崽子”阴影,得以静下心来,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。

9月9日下午,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——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!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,全班同学瞬间哭成一团,悲痛之情溢于言表。王毅夫泣不成声地喊着:“毛主席啊!毛主席!”。那一刻,我心灵受到巨大震撼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的地位,他是我们永远的领袖,是我们心中的精神支柱。我坚定地告诉自己,我要通过学习来摆脱自卑,赢得尊重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这是我对毛主席的怀念,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。

1976年10月6日,中共中央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宣告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。为了顺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迫切需求,开始进入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期。为了快速培拔出大量优秀人才,全国范围内的初中和高中开始实施扩招政策,1977年,高考制度得以恢复,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开始步入正轨。

1976年初冬,万良中学为了加大扩张,成立了大方、北山、荒沟、向阳四所小学初中部,朝阳、庆升的初中生被安排到向阳小学中学部学习。向阳村有3000余口村民,村容村貌整洁,生态环境优美,一条清澈的河流宛如一条丝带,穿村而过,村里错落有致的民宅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向阳小学初中部位于村中央的一块平坦土地上,北侧和东侧紧临河流,南侧则是繁忙的乡道,仿佛是一块蕴藏着无数希望的风水宝地。至此,我们由原住宿生改为了走读生,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八公里乡路,虽然艰苦,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,使得这段求学之路充满了意义。

向阳小学初中部有300多名学生,校长是杨福。我们初一班有41名学生,班主任兼教语文、政治、音乐老师是刘茂臣,刘老师身材魁梧、才华横溢,以山东乡音乡情与我们紧密相连。张桂兰老师教数学,姜春生老师教物理、化学、体育,杨校长教地理、历史。班长是马永贵、学习委员孙向风、组织劳动委员孙成利、体育委员张树才,文娱委员张金玉、数学语文课代表于跃龙、我是物理化学课代表。

当时,我虽与红卫兵等社团组织无缘,但在学习上却很刻苦,和孙向凤等同学位列前茅。刘老师、张老师等对我寄予了厚望,鼓励我好好学习,考上清华北大,为父母、为家乡争光。为我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和吃“小灶”,滋润着我的心田,进一步激发了我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向往。

在向阳小学初中部,我收获了同学间的真诚友情,和马永贵、房泽明、王春、岳世梅、张金凤等同学成为好友。记得有一次,在放学回家路上,几名贫下中农同学和我发生了冲突,关键时刻岳世梅、张金凤挺身而出化解了危机。此后,她两个每天都陪我一起走,就这样走了3000余公里的人生路,相当于北京到西藏的旅程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有幸在清华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,这可能是上帝让我了却一份少年心愿吧。回首往事,我深深感慨,是向阳小学初中部老师的悉心教诲,和同学的正义无私帮助,为我埋下了梦想的种子,我将永远铭记这份恩情。

万良高中:燃烧的青春与深切的磨砺

1978年秋季,万良中学通过对八个初中班统一考试,录取了102名高中生,录取比例大约为30%。和现在初中生大都能顺利进入高中或职业学校学习相比较,当时的竞争是“惨烈”的。当然,这抑或是现在部分年轻人到迷茫和无力而“躺平”的原因,因为他们的求学路不完全凭实力而是政策,形成了“高不成,低不就”的局面。


进入高中的第二学期实行文理分班,我选择了理科班,共55名同学,先后有宋文福、楼庆祥、景少毅三位班主任,王毅夫、张继成两任班长。其中李玉柯、战玉杰、管仁代、高德芝四位同学在考入县一中后,又考入了吉林农大、长春水电专科学校等院校,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

那时,祖国正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,全国上下洋溢着奋发向前的气息。我父亲也摆脱了过往的阴影,为村里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,从烧红砖到试验种植水稻,再到机械化种田,他的辛勤工作换来了家庭收入的增加。我也因此过上了“小康”生活,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然而,学习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。我的字写得不好,经常受到岳世梅同学的训斥。记得有一次在上英语课时,我因一口山东话而吐音不清,老师和同学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?引发同学们的哄堂大笑。直到1988年我赴美国考察时,才深刻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性,后悔不已,回京后毅然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短训班,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。

刚上高中时,因学校宿舍没有修缮好,就住在了父亲好友、曾在朝阳小学任教的鲁福田老师的家里、恰好他儿子鲁长发是我的同学,后来在安风亮同学家中也住了一段时间,我小妹上初中时也在安风亮家中住过。两位同学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如同家人一般对待我们。这段经历让我深感同学之间的情谊之深,也让我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到一丝忧虑。

就在我满怀希望地追求梦想时,命运却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。1980年初,父亲在外出的途中不幸被火车压死。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,让我和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更为残酷的是,由于政策的改变,我们家并未得到应有的赔偿。面对这一切,母亲无奈带着弟弟妹妹走上信访与乞讨之路,为我的学业筹集资金。她每次回来,都会带着乞讨来的微薄的收入,鼓励我好好学习。然而,父亲的离世和对家人的牵挂始终让我无法安心学习,未能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,无奈返村务农,82年秋季考入柳河农校。

高中期间,结交了鲁长发、安风亮、李树怡、王福明等志同道合的同学。马永贵、房泽明、李树怡三位同学,在我到农校求学和初入职场的岁月里,帮助打理我家的田地,让我无忧追求梦想。后来,他们三位与我一起共谋事业。2021年,我在运作项目因疫受阻,马永贵慷慨鼎力相助。2012年,我在北京一个商场偶遇李树怡,原来他也追寻梦想来到北京,当时我俩激动地拥抱在一起,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,祈愿上帝让这样的机会降临我们同学之间,能经常偶遇。

参加工作后,每当回到家乡,王毅夫、张继成两位老班长总会不辞辛劳地将同学聚在一起,共同追忆、调侃曾经的青葱岁月,留恋回味着王毅夫真情流露的“嚎啕大哭”,张继成的“婆婆妈妈”般的关怀,马永贵那清澈动人的清唱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,管仁斋那充满书卷气的“之乎者也”,孙石山的“潇洒风流”风范,濮树德纯真热情的“精明会算”本领,王福明身上所散发的“江湖义气”,安风亮的真诚的乐于助人,鲁长发的温文尔雅与“文质彬彬”的举止,李玉柯那始终如一的勤奋好学、战玉杰的独特的“孤独高傲”气质,以及濮树芹老师那悠扬的歌声和琴声,宋文福、楼庆祥、景少毅老师的真挚地授课,还有我们住宿生偷偷地跑到邻村看电影,回来要翻围栏入校的乐趣。

80年毕业后,虽然大多数同学虽未能如愿考上大学,但同学们通过努力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、骨干、教师、企业家等,如王毅夫、孙成兰、王喜燕、刘乃俊、岳世梅、王宜红、于耀龙、王炳春、张继成、葛福全、安风亮、李玉花等。如今万良已成为经济强镇,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,我的很多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同学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着,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绽放。

回首那段青涩的岁月虽然充满了苦涩与泪水,但也正是那些经历塑造了我的坚韧不拔的性格,让我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希望,在挫折中不断奋起。那段日子不仅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意义。我感恩那段岁月给予的一切,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。